周一早晨的台北捷运板南线，像是一台巨大的压力容器，将成千上万穿着精致、面容却枯槁的白领阶级，规律地喷吐在信义区的各个出口。
美惠站在市政府站的电扶梯上，双手紧紧抓着托特包。
她今天穿了一套剪裁极其正式的炭灰色西装裙，内搭一件扣到领口第二颗的白衬衫，外面披着一件俐落的长版大衣。
这身装扮让她在繁忙的人潮中显得端庄而专业，是那种走在金融大楼大厅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会计师。
然而，只有美惠自己知道，在大理石地板上清脆作响的高跟鞋里，她的脚趾正下意识地蜷缩着。
大腿根部，那抹在礁溪饭店被沈课长粗暴留下的指痕，在冰冷的空气中隐隐发烫，像是一块烙印在皮肤上的罪恶标签。
踏入位于22楼的办公室，冷气的循环风声瞬间盖过了窗外的车马龙。
美惠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刚打开电脑，视线就不自觉地飘向对面的隔板。
阿诚正坐在那里，这位曾经在大学时期意气风发、甚至带领系篮夺冠的男人，此刻缩在电脑萤幕后，原本熨烫平整的衬衫领口显得有些歪斜。
他挪用的那500万台币，此时就像一条无形的绞索，一端系在沈课长的指尖，另一端则死死扣在他们夫妻俩的脖子上。
【早……早安。】阿诚察觉到妻子的视线，抬起头，眼里的血丝多得吓人。【早。】美惠低下头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
两人间的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沉稳且规律的脚步声打破了沉默。
沈课长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订制西装，手中端着一杯散发着苦涩香气的黑咖啡，悠然地走过办公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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