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明是铁锁链，套在脖子上，越挣越紧。
第二天，五点半，闹钟如炸雷，我爬起时，天还黑着。
姐妹们鱼贯出门，踩着拖鞋，啪啪声在水泥地回荡，像一群幽灵在游行。
食堂是铁皮棚，粥稀得见底，咸菜黑绿如霉斑，一勺下去，里面浮着死苍蝇的腿。
我咽下两口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却不敢吐——浪费食物，主管罚站。
流水线在厂房深处，高大如洞穴，荧光灯白得刺眼，照着成排的女孩，弯腰如虾米，手指在电路板上飞舞，焊锡枪滋滋响，热气熏得脸如火烤。
领班是个三十岁的女人，叫王姐，脸瘦得颧骨如刀，眼睛冷如冰：“新来的，东北丫头？笨手笨脚的，慢了扣钱！站三号机，焊电阻，件数一千五百，少一件，罚十块。”她推我到机器前，铁桌冰冷，上面油污厚厚一层，摸上去黏手如脓。
机器嗡鸣启动，像头吞人的巨兽，传送带吐出电路板，一张张滑来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孔眼，等着我焊上小零件。
我的手抖得像筛子，第一次拿焊枪，热锡滴在手指上，滋的一声，皮肉焦了，起泡如水疱，疼得我倒吸凉气。
血水渗出，混着锡渣，滴在板子上，主管老刘走过来，秃头油光，眼睛眯成缝：“东北野丫头，笨得像猪！血滴板上，报废了，赔钱！”
他扇我一耳光，力道不重，却响亮如鞭，脸颊火辣辣的，嘴角渗出血丝，咸腥味在嘴里散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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